迷失在路上

　　这是一个粉丝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娱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偶像辈出，李宇春凭“帅”有了自己的“玉米”
 
，郭德纲借“侃”有了自己的“钢丝”，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教授易中天靠品读三国，也有了大批拥趸，自称“乙醚”。

　　出版业的标准是超过4万发行量就称得上畅销，而《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版税高达14%，3年保底发行量不低于20万册，35家出版社竞相出版。

　　不仅如日中天的易中天，这两年走进书店，畅销书架上总会有几本解读历史的书籍，先是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然后是《天朝的崩溃》、《正说清朝十三帝》、《历史的坏脾气》、《帝国的惆怅》等等，而网友“当年明月”在网上写明史的帖子吸引了300万次的点击率，讲述的是“明朝的那些事”，赢得一帮自称“明矾”的粉丝。

　　21世纪刚刚开始，一股民间写史读史热潮已经势不可挡，其中大胆的观点和新颖叙述方式区别学校历史课本，频频引起共鸣。这一思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早就埋下了种子，是先前精英思想向大众的普及，民间史家们出现以及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在谱写新的历史。

　　1976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年。

　　这年4月，一个北京青年带着强烈的革命梦想到农村插队。他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人，不仅思想“极左”，而且是革命行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在学校就已是团支部书记，一到农村就担任了“第三生产队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

　　在他面前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农村，领导人教导，要去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果然，他的思想深受震动，不过，受教育的方向却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20多年后，他凭借这段插队经历的反思，写下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两本大作，他的名字叫吴思。

　　吴思革命理想在农村四处碰壁的同时，30岁的教师易中天在相隔万里的新疆，报考了武汉大学文学系研究生。易中天只有高中学历，工资比大学毕业的同事们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考研没什么崇高的目的，就是想提高工资改善待遇。20多年后，易中天评点三国，成为文化名人。

　　很少有这样“深入人心”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在北京签名售书，公安分局副局长亲自带着100多个警察维持秩序，最后不得不叫停了签售。在成都，戴着墨镜的易中天过红绿灯被认出来了，一群市民跑上去拍照造成交通瘫痪。在厦门，大街上几个搭客的摩托仔对着他指指点点，用河南话大声说：“看，那就是易中天！”吴思在读书人群体中引起的震动则含蓄得多，那是一种“心脏收缩”的感觉。《潜规则》不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在今天的各种出版物上，也被广泛地用以解析正在发生的事件。

　　21世纪刚刚开始，在中国民间，继文学热、经济学热之后，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引起共鸣。吴思与易中天只是“历史热”的两位代表，两人之外还有更多重新书写、审视历史的人物已经或即将发出声音。他们年长如易中天者，也有年方26的青年；他们有大学教授，报社记者，也有银行职员，公务员，却很少有历史学家；他们身处四方，经历迥异，都不约而同出书立说风靡男女老幼，并拥有自己的“粉丝”。

　　为什么是“历史热”？ 为什么是“现在”？实际上，巨大的历史潜流早已酝酿了这次思潮。

 
“第四种写史方式”

　　网民“当年明月”自己希望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好看

　　2006年3月10日的黄昏，“当年明月”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26岁，大学毕业，政府公务员，月入5000，这是他的人生，一路畅顺，波澜不惊。用26年的努力，终于过上了父母眼中的好日子，往后的生活也处在可以预期的稳定小康状态中——买房、娶妻、生子、加工资。但厌倦抓住了他。

　　“二十多年来，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明月身材魁梧，皮肤白皙，他偶尔抿一下桌上的啤酒，舒缓地倾诉着生活的不满，“我讨厌功利化生活，但自己一直功利地活着。读书为了考大学，考大学为了找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娶老婆过好日子。”3月10日那晚，他终于找到一件完全出于兴趣，不为功利，只为自己内心去做的事情。

　　“5岁，爸爸带我去书店，指着一套定价五块六毛钱的《上下五千年》，问我喜欢不喜欢历史。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但知道他每月工资只有30多块，那是多昂贵的书啊。我说喜欢，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昂贵的东西。”

　　对历史的兴趣从《上下五千年》开始，看了几篇就兴致盎然，但明月觉得。他初中开始看白话文的简编版《资治通鉴》。编年体的史书让明月“深恶痛绝”，流水账式的记述毫无乐趣，“还好有《史记》，前后读了很多遍”。

　　明月大学读法律专业，因为法律是当时的热门学科。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心理学和经济学，“看多了就想写，最早的几篇历史随笔发在一个很小的论坛上，竟然还有不少人爱看。”

　　3月10日，心烦意乱的明月倾诉欲汩汩冒出，他打开电脑，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长篇故事——《明朝的那些事儿》。他在开头写道：“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这个帖子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块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迄今点击量超过300万，之前这个版最热的帖子也没超过10万。

　　在教科书、史料和戏说的叙述方式外，明月试图寻找第四条讲述的路径。他希望自己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有趣。《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副标题是“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明朝的那些事儿》出版人试图归纳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体裁看，这是一本正说历史，每一个细节和事件都遵循着历史的由来和发展；从写作特点看，作者吸纳了叙议结合、伏笔照应、铺垫悬念等，并穿插了很多类似冯小刚电影中的“冯式幽默”，阅读间隙可以读到很多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精辟评断，做到真正的“好看历史”。

　　明月的趣说历史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众粉丝自称“明矾”，建立QQ群，经常联系。

　　“这样的生活疲于奔命，但很快乐。白天上班，下班后在街上散步半小时酝酿情绪，然后吃饭洗澡，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倒头就睡。我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天天在宿舍，同事问我都在干吗，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写历史，一来不想被打扰，二来无法解释。”明月每天用5小时写3000多字。全书计划写七八十万字。这么长的著作，已经有28家书商联系过他。

　　1983

　　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这一年《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

　　明月试图创造第四种模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不是小说，不是史书，就姑且叫《明札记》吧”。

　　辽宁张宏杰写的第一篇历史文章，他不知道该投给哪家杂志社，文学的还是历史的？以至于后来出版社的编辑看了他的文章每每叫好，却总把这类文章归入散文，张宏杰不满意，有编辑创造了“大历史散文随笔”冠名，张宏杰还是觉得别扭：“我希望读者别把它们当文学看，那可都是真实的历史。”

　　“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实在很糟。”这一点在20多年前才被一小群人发现。”每一个看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十几年后都要重提这本书。

　　吴思说：“1986年看到《万历十五年》，有睁开眼睛的感觉，历史原来还能这么写。当时只知道两种写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传统史料写法。”

　　易中天接受央视采访，提到两本书：“看到《美的历程》与《万历十五年》，学术可以这样写啊？！我问自己好看吗？好看！受到启发影响了吗？受到了！于是我准备变革，第一次尝试这样写，论文被编辑批评，批注：这是论文还是散文？”

　　1991年，逃学的张宏杰在大连市图书馆第一次邂逅这本书，“在书架上，看到了它。商务印书馆出的，黄色的封皮，我被它的书名吸引，中国的历史专家可不会这样起名字”。

　　三位历史学家对《闲话水浒》的作者——《法制日报》记者李勇影响最大：黄仁宇、吴思和唐德刚。黄位列第一。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万历十五年》在一开头便表明了其区别于其它历史书的叙述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是1983年。

　　那一年，吴思大学毕业一年，在《中国农民报》(现《农民日报》)做记者，第一次从河南开封干部批的化肥条子中看到：“恰恰是这种东西(潜规则)，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那一年，易中天开始登上大学讲台，用特有的方式讲课。这种方式开始只在小范围内受欢迎，直到二十多年后被央视的镜头放大，才广为流行。

　　更年轻的历史讲述者们这时还在上小学、中学，他们即将要去面对中学枯燥的历史课和发生在身边活生生的巨大社会转型。

　　这一年，宏大的历史事件不多。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最高人民法院对江青、张春桥死缓2年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6月，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

　　“1983年”对中国时政的铺垫在第二年凸现出来：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鼓励改革开放；中英香港谈判中国正式提出一国两制，并最终在9月签署《联合声明》。

　　在民间，作家余华开始写作；香港TVB电视台制作了翁美玲、黄日华版《射雕英雄传》；上海一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北京中关村最早的两家公司——科海、京海成立。当年的几件小事，却预示了中国民间思潮往后的走向——对深沉思想的渴望、娱乐化生存、激烈的观念冲突和大规模的下海淘金。

　　1983年对历史热写下的伏笔，要到20年后才被看到。

对教科书的反叛

　　张宏杰今年出了他的第四本历史书，但在学生时代他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

　　《万历十五年》出版后的第七年，正是“经济学热”时代。张宏杰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大学的课程比中学更加无趣。对学校教育的反叛，竟然是张宏杰写历史的主重要动机之一 。

　　他对历史课耿耿于怀，至今痛恨，“到现在为止，写东西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逆反。心里有声音对家长和老师说，我的真实想法其实是这样的。”

　　1972年，张宏杰在辽宁朝阳市出生，学生时代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历史课本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经验毫无联系，史书也不能让人感兴趣，古文难读，写的只是帝王家谱。”

　　中学历史课是什么样的？每个上过历史课的人都不会陌生。张宏杰在他著作的后记里写道：“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刻板僵死的东西处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早实行商品经济，大学教材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与现实完全脱节，“考这些课只为混个学分”。当然老师们都会提前划好复习重点，对学生们考前临时抱佛脚，也是心领意合。

　　这也许就是吴思描述的潜规则。表面上学生必须上课，考试一定参加，实际上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些课程不仅无用而且无趣，于是大家配合应付一下考试，学生拿到了学分，老师也得到了考核，大家共赢。

　　张宏杰和同学用逃课应对这条“潜规则”，大学“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逃课”。别人打麻将，看录像，他泡图书馆。

　　在大连市图书馆，张宏杰遇到《万历十五年》，遇到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还有法国人白晋写的《康熙皇帝》。他以前受的教育，皇帝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历史上最坏的一群人，但这些书告诉他，乾隆皇帝不仅天赋极高，处理事务高人一筹，而且很有人情味。康熙更不得了，白晋直接告诉法国皇帝，你们是东、西世界最伟大的两个人，但康熙比你看上去更仁慈。

　　渐渐，张宏杰明白了“反面人物”妖魔化、“正面人物”清一色高大全面孔这是条规律。

　　历史人物不真实，现实的观念呢？

　　“享乐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这是字帖上李大钊的格言。张宏杰临摹字帖读到这句话还是懵懂幼年。“我一下懵了，不是天天教育我们人活着要为集体，不能为自己，特别不能为自己的快乐吗？李大钊错了？他可是创办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我很矛盾。”

　　大学毕业，张宏杰分配到葫芦岛建设银行工作，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历史专论《千年悖论》，今年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他的第四本书。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全换了一张面容。

　　奸臣吴三桂不仅外貌俊美，还是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魏忠贤是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到52岁了还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而被骂了两千年的王莽却是个标准的“先进模范”，王莽把所有的精力献给了国家，可惜他鞠躬尽瘁，换来的却是身败名裂。

　　作家莫言评价，这些结论触目惊心，放在历史中，用人情伦理去推论，结果却是顺理成章。

　　重读历史人物还不够彻底，最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对朱元璋、张献忠的评价就不仅仅只停留在个人性格的分析。“写朱元璋，分析了中国专制主义社会的性格，写张献忠，有不少篇幅在重新评价中国农民起义的作用。”

　　“原先以为读者集中在三四十岁，本科以上文化，知识结构与社会背景与我类似的那群人，没想到还有六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写信，说历史原来是这样。”

　　张宏杰写的历史，早超出了对学校教育的逆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逆恐怕是这些书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